：一班這樣的人，45年過去，是被人不聞不問，一個歷史的棄嬰。
：我們的嘉賓——石中英
：他曾經做過英雄，如果一個平等的社會，我覺得你都應該讓他發聲。
：星期日早上8時到10時，《舊日的足跡》，主持——梁家永
主持梁家永：今天我們《舊日的足跡》的嘉賓是石中英先生，他是「六七少年犯」其中的一位。石中英剛才就提到由於你爸爸設法營救你，但是你就三個字回應你爸爸：「我無罪」結果你爸爸營救不了你，剛才就說過你爸爸憎共產黨到死的，由於你爸爸的取態和你的取態相當水火不容，你爸爸其實為你好而已，結果就造成父子關係決裂，連你爺爺的葬禮你都不出席，導致這樣的結局，現在幾十年後回想起來你怎麼看？
嘉賓石中英：其實，如果當時的決定再來一次，我還是不會接受我爸爸的proposal（建議），我爸爸來到，其實我覺得他是很為我著想，其實我是可以不用坐牢，再做一次我會這樣做，但我是會跟我爸爸解釋，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是我的選擇，不是讓老人家這麼傷心。那這個傷心來講，我覺得是很不安樂，其實我兒子一直都不知道我有經歷過這件事，是到16歲那年，我媽媽跟他說，我還罵我媽媽說為什麼要告訴我兒子他的爸爸坐過牢呢？
主持梁家永：剛才說了這麼多也只是說你的前16年而已，你今年62歲還有48年沒講，所以現在我們要迅速坐著時光飛車一飛飛到你出獄的時候，當時也只是17歲而已，怎樣繼續重投社會的生活呢？你在《新晚報》學生版那裡做編輯是嗎？
嘉賓石中英：實際上我很感謝，事實上出獄後能有什麼做，你說什麼「左、中、右」，你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有人收容你就很開心，所以那時我是很感謝《新晚報》收容我做一個《學生樂園》的編輯。
主持梁家永：我也是《新晚報》的，被他收容了兩年多。
嘉賓石中英：但我有個記錄你一定打破不了，我是《新晚報》曾經最年輕的編輯，是17歲。
主持梁家永：哇！厲害啊！
嘉賓石中英：是啊，在《新晚報》有兩個經歷我想是很少人有的。
主持梁家永：說來聽聽？
嘉賓石中英：第一件事大家知道曾德成局長是曾經做過《大公報》的總編輯，實際上他怎樣上《新晚報》呢？是那時他坐完牢出獄之後他也要找工作，他是很想做報館，其實是我約他一齊上《新晚報》見羅孚，從此就成為《新晚報》的記者、編輯。
主持梁家永：那第二件呢？
嘉賓石中英：第二件事就是認識一個叫「小喇叭」的一個學生。
主持梁家永：「小喇叭」是不是梁國雄？
嘉賓石中英：哈！為什麼你又知道「小喇叭」就是梁國雄呢？
主持梁家永：他吹喇叭哈哈哈！
嘉賓石中英：當時怎麼認識他是因為他那時跟同學，當時十三四歲上「學生樂園」打乒乓球和玩，已經很多年沒見到他，72、73年後就沒見過他，前幾年一遇到他一秒鐘就認出來是我，他那件事連我都不記得，他說：「你記不記得是你做飯給我吃的啊？」就是我在那裡除了編輯之外，還有接待一些學生，如果有人上來我就做個飯、去街市買菜。
主持梁家永：當年的左派機構是很有大家庭的感覺。
嘉賓石中英：是的，長毛（梁國雄）還說笑記得我說的一句話：「小喇叭上來，加五毫子餸先！」
主持梁家永：你說這一下的語氣真的挺像梁國雄。我又覺得奇怪你曾經在兩間私立中學教過數學，你中五畢業而已，為什麼可以在中學教書呢？
嘉賓石中英：這個問題就要隨著70年代私校的興起，就是根本政府是不夠學校的，是買學位。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，私校是突然間多了很多人出來，是很需要先生的。
主持梁家永：人手缺乏啊！
嘉賓石中英：突然間有個朋友他就是見了一份工作，在中環聖思定英文中學，是中五的數學，他就說：「加拿大收我去上大學了，我要走了，那你去不去代課啊？」我說我能行嗎？我只是讀中文中學，中五的數學能行嗎？當然我數學會考是很高分的。這個情況下於是我說我連衣服都沒有，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，他還把衣服借給我去見校長，那個校長直接說：「立即上班。」
主持梁家永：後來你就轉行了，轉去商界，我看那些資料好像你接觸商界遠離政治，多多少少跟四人幫倒台有關，是不是真的？
嘉賓石中英：因為其中一樣就是我在《風華版》第一個是寫所謂批判「托洛茨基主義」的報章。
主持梁家永：《風華版》是《新晚報》的吧！
嘉賓石中英：對，《新晚報》。就是我離開了《新晚報》但是我還在和《新晚報》寫了四年。我覺得我在香港是很奇怪的一個人，就是我是第一個在這些左派報紙寫「托洛茨基主義」的研究的文章。寫了之後當時有很多反應，第一個就是《文匯報》就說：「原來你也有這些，可以將毛派託派的東西研究出來。」《文匯報》張雲楓就托我在《文匯報》大樓主持一個叫「托洛茨基思潮主義座談會」。
主持梁家永：很厲害啊！
嘉賓石中英：那次就見到了所有人，見到哪些人呢？程翔、麥華章，全部見到了，因為他們是讀香港大學二年級，還沒畢業，那個時候我已經認識他們了，當時我的身份就是一個寫托洛茨基的研究，但當時老實說我只是「半桶水」，我都不知道是什麼，我只是研究一些當時的列寧、史太林的書等等，聯共黨史這些東西。
主持梁家永：那明顯你對於政治就非常有興趣是吧？但是後來看你自己的自我敘述就說你後來涉足商界、遠離政治。我知道我認識一些朋友最初熱衷於政治的，尤其是內地的政治，後來就說：「哎呀！政治別搞我了！」就跟四人幫有關的，因為為什麼四人幫的倒台令很多人的思想崩潰，因為你信仰的東西原來是反轉的，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呢？
嘉賓石中英：當然有了，其實一個轉發點啊家永兄，為什麼我不寫東西呢？就是因為到大約78、79年的時候，四人幫倒台後，羅孚就很好心：「你寫這麼多托洛茨基的東西，不如寫本專書吧！」那我就真的很用心，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了20萬字，有托洛茨基、托洛茨基主義、托洛茨基派、中國託派、香港託派，全部寫完20萬字。羅孚還是一個很熱心的人，他害怕出版不了，他還打電話給（南xxx？）我還在旁邊聽他說，三聯書局的總經理：「跟他出一本這樣的書。」於是我就交了稿子給他，就準備印刷。突然間改革開放就換了新老總叫（xx肖之？），（xx肖之？）還說：「現在不應該出政治的書，這個我把稿費給你，這本書你先放一邊吧！」於是就好了，於是我就真的一把火燒了。
主持梁家永：對文人是一個極大的侮辱啊！
嘉賓石中英：不要說侮辱，我是要多謝（xx肖之？），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常常見到（xx肖之？），就是因為我多謝他，當時我不認識他，但他做的一個決定：「如果這本書印出來了，我用謬誤來批判一些謬誤，可能我的謬誤就永遠留在這裡。」從此我理解一個道理就是在文化上，我為什麼不再沉迷做這個文化人呢？就是我跟自己定了一個規矩：我不想做打手，我也不想做烈士，我決定我就將我這支筆放下，我是擱筆，不是封筆。然後用我生命做筆，地球做紙，寫我自己的故事，從此我就開始我一個新的旅程，重做電腦、做旅遊、到做工業等等，就是過去30年我就在做一些實際的東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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